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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婉如玉的中国姑娘比法国姑娘漂亮多了
作者:    发布于:2016-06-22 07:32:19    文字:【】【】【

  从很多方面来看,而立之年的王立杰拥有典型的中国80后人生。他在手机里下载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中文歌曲,喜欢金庸武侠小说以及港式武侠电影,追看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和美剧,下班后消磨时间的方式之一是跟朋友们去KTV唱歌,选刘德华和张学友,而不是周杰伦。
  
  就连王立杰自己也认为,自己是一个“百分之百的中国人”。
  
  然而,在巴黎的歌厅里沉浸在香港流行音乐中的王立杰,又是一个“百分之百的法国人”。他的办公室衣架上挂着法兰西的蓝白红三色绶带,书柜里堆满了大块头的法文书籍,橱窗里摆着颜色各异的埃菲尔铁塔模型。他在巴黎繁华区域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,法语极其流利的他,在媒体上露脸时总是西装革履。他还是法国华人律师从政第一人,经过一番激烈的竞选,两年前,他当上了巴黎市十九区副区长。
  
  对于25年前从中国温州一个小村庄偷渡到巴黎后发生的一切,他概括为人生的“奇遇”。父母在他幼时已事先偷渡到巴黎打工,在他们站住脚的几年后,拜托一对夫妇把儿子带出来。于是,王立杰7岁那年跟着这对夫妇,拿着其儿子的护照,从温州飞往香港,然后转飞荷兰,最后来到巴黎。
  
  2015年,我赴巴黎留学期间,和两位复旦大学同学郝烨及王明婷,拍了一部关于法国华人二代的纪录片习作,也因此认识了王立杰。他是法国华裔青年协会的一员。这个社团中多是法国土生土长的“华二代”,他们成长在三色旗下,却爱吃中餐,相互之间说温州话。
  
  与来自温州的父辈们组成的那些吃吃喝喝的商会不同,法国华裔青年协会开展辩论,组织华人游行,与媒体打官司,甚至参加政治竞选。
  
  和上一代相比,法国“华二代”的故事,既非老套的重复,也并非彻底的背离,而是在两种文化的峡谷中,探出了一条向上的新路。正如王立杰本人,法语说得比汉语流利,但从来不听法语歌曲,觉得法国电视剧“特别没意思”。受武打片的影响,他觉得“温婉如玉的中国姑娘比法国姑娘漂亮多了”。他最终娶了一位祖籍温州的姑娘。
  
  我的父母从中国来,这是一件运气多好的事情啊
  
  事实上,法国华裔青年协会的前会长Sacha Lin,曾经一度不觉得“中国和自己有什么关系”。他没有中文名字。
  
  准确说来,他是“华三代”。他的祖父早在“二战”期间便从温州来到巴黎,父母在20世纪70年代初过来,带着两个哥哥,而他是家庭中第一个在法国出生的孩子。父母要求他从小学中文,他并不理解,赌气般地抗议,“中国又不发达”,更何况“几乎所有亲戚都不在国内了”。
  
  转折发生在成年后,他苦恼地发现,亚洲面孔是自己无法摆脱的标签。总会有人穷追不舍地问,“你来自哪儿?”童年时,每每有人问“你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”时,他便敷衍地回答,“一半一半吧。”对他来说,就好比小孩总被追问,“爸爸和妈妈你更喜欢谁?”似乎选择一个就必须得割舍掉另外一个。
  
  一时无法找出答案,Sacha索性来到了北京,报了中文课。过去他一直模仿法国人生活,但他这次要试着做个真正的中国人看看。来了之后,他才发现,“法国好比我的父亲,来了中国才终于找到了母亲”。在学了中文,了解了中国文化后,他才开始不再“用法国的眼光”看待父母,也不再因中国亲戚们大口吃饭、大声说话感到难受。
  
  从中国回到法国后,Sacha突然意识到自己对父辈的故事一无所知,不明白父母为何来到法国,也不清楚他们曾经历了怎样的生活。此后,他认识了同为“华二代”的王瑞和王立杰,发现他们也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。三人一拍即合,在2009年发起成立了“法国华裔青年协会”,试图帮助“华二代”寻找记忆,也拨开关于他们身份认同的迷雾。
  
  协会分别取了一个中文名,一个法文名。如果直译,协会法语名应为“法国中国青年协会”。曾有人问Sacha,“为什么要直接称我们为‘中国青年’,而不强调是‘法籍中国青年’?”Sacha却觉得,“强调法籍似乎在透露我们的自卑,如果我们叫做法国美国青年协会,还会有人觉得不合适吗?”
  
  如今的Sacha说:“我的父母从中国来,这是一件运气多好的事情啊!”
  
  我们好像“迷路的孩子”,现在要恢复记忆
  
  华裔青年协会的第一个目标,便是帮助“华二代”恢复记忆。那是每个移民家庭都有的故事。
  
  29岁的现任会长王瑞也来自温州,温州人一度对华侨非常崇拜,认为“只有出国才算成功”。1994年,改革开放后涌起的那股出国潮中,7岁的他跟随父母来到巴黎,寻找想象中“更美好的生活”。
  
  与老家相比,巴黎是一个精致得仿佛被擦拭过的世界。在圣日耳曼街区,高冷的奢侈品店林立,花藤下的街角咖啡馆里,人们悠闲地谈天说地,变成了橱窗外的风景。他们的生活好似一个个慢动作的连续播放,浪漫和惊喜点缀其间,宛如一曲缓缓流淌的《玫瑰人生》。
  
  然而,王瑞要讲述的记忆,却与玫瑰色毫不沾边。面对那些奢侈的服装,他别有一番心境。童年时他常帮着母亲干活,有时走在街上,看到法国女性穿的名牌服装,他会想到,“有一些是经我的手加工过的”。王瑞的母亲给人家缝衣服,父亲在餐馆里洗碗刷厕所,说起这些时,他的眼眶红了,在他看来,这些都是“最低等的工作”。对他的父辈来说,日子只是沉重的铅灰色,他们躲藏在狭小的空间,用夜以继日的做黑工,换取身下的铺位,儿女的衣食,和寄回故土的那一张张钞票。
  
  在这个市区面积只有北京四分之一的城市里,有着20个大小不同的行政区。它们围绕着中心的卢浮宫,如螺旋状的蜗牛壳般铺展开来。每个区都被打上了特有的标签,或是“传统富人区”“拉丁区”,或是犯罪率高发的“移民区”。总体来看,巴黎裂成了两岸,富人多居住在南边,贫民多聚集在北边,泾渭分明。
  
  王瑞和王立杰的家庭,都曾辗转于北边的近郊93省和美丽城。对于大多数改革开放后抵达巴黎、语言不通的中国新移民来说,这几乎是唯一的生存空间。
  
  提到93省的治安,许多游客甚至巴黎人都会感到恐慌。一位从小生活在93省的非裔男孩对我描述:“每一个在93省长大的人,唯一的梦想就是逃离那里。”
  
  中国新移民的另一个落脚之地——美丽城,也并不美丽。在这个民族成分极其复杂的街区里,混居着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移民。夜幕降临后,街心广场上既站着大多来自东北的“中国流莺”,也流窜着专挑华人下手的地痞惯偷。
  
  不过,对父辈来说,比治安更让他们忐忑的是警察。王瑞记得,在父母“没有纸张”——也就是居留证的日子里,最令他局促不安的,便是听到风声说警察要盘查证件。每每此时,父母都会紧紧拉着他,因为警察看见非法移民带着孩子,往往会动恻隐之心,网开一面。他成了博取同情的“人质”。
  
  1997年,法国对符合要求的无证者实行“大赦”。截至1999年年初,14万无证者提出申请,8.7万人拿到了合法居留身份。而华人申请者共计1.2万人,8000多人获批,90%都是温州人,包括王瑞一家。此后,他的父母开了一家小餐馆,算是扎下了根。
  
  在美丽城被艺术家绘满涂鸦的墙上,有一张法国共产党的红色海报分外显眼。“博爱:跨过了战争的硝烟,越过了种族歧视的毒瘴,我们才恍然大悟,世间唯一的法律是——人性至上。”
  
  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,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国家价值观。正是这3个词,给了许许多多移民等待被接纳的希望。
  
  不要再问我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,我是百分百的中国人,也是百分百的法国人
  
  通往三色旗的道路布满荆棘,但拿到“纸张”,并不意味着拥有了完全的尊严。
  
  在离乡20多年后,王瑞的父母却开始渴望“回国度过下半生”。除了因为“胃是最爱国的”,父亲还不时向他表露自己的痛苦,“走在法国街上,我就像一个盲人,一个耳朵听不见的人。”有人向他问路,他听不懂,街边的广告牌,他看不懂。看法语电视,他听得见声音,听不懂话语;看得到人物,看不懂情节。
  
  每每这时,王瑞便会想起一首中文歌曲《其实不快乐》,“我听不见,我看不见”。
  
  不止一次,父亲对他说,“在法国我就好像一个‘残废人’,但我希望你不要再做这样的‘残废人’了。”
  
  与他不同,他的儿子如今外表有型,谈吐风趣,还是华裔青年协会现会长,多次代表华人在媒体上发声。
  
  此前,在法国人眼中,华人移民友好勤劳,但同时也沉默神秘。一位在巴黎13区“中国城”长大的法籍非裔朋友认真地告诉我:“在埃菲尔铁塔下面,你可以看见许多人兜售劣质的铁塔纪念品,在肮脏的地铁过道里,你可以看见衣衫褴褛的流浪汉,在繁华的街头,你可以看见有人跪在地上,举着‘我饿了’的牌子,他们多是外来移民,是偷渡者,可能是黑人,是阿拉伯人,但你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国面孔。”
  
  在这位非裔朋友看来,华人移民有着野草般顽强的韧劲。“没有地方住,他们便去搭铺;穷,他们便日夜干活,总之,他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,任劳任怨,绝不指望不劳而获,也不会轻易向外人展示其中的艰辛。”
  
  不过,对许多法国人来说,硬币的反面便是——“他们只关心挣钱,不关心法国社会,也不热衷政治活动”。
  
  一些在法国长大的华二代,也曾这样形容他们的父母——“鸡那样睡、牛那样干、猪那样吃”。对于从小接受法国教育的王立杰来说,父辈作为商人无疑是成功的,但他们还是躲在自己的小圈子里,不懂得也不愿意和法国人沟通。
  
  父母往往需要孩子帮忙翻译,所以要求孩子学好法语,但也仅限于此,做生意绰绰有余了。王立杰读律师专业时,便顶着巨大的压力。那时,有很多人问他父母,“你孩子在做什么? ”父母说在读大学,他们都会惊诧不已,“啊?啊?怎么还在读书啊?”
  
  这时,他们便举例说,谁谁家的孩子读大学读了5年,最后还不是开餐馆啊,开车啊,给人家打工。王立杰有个发小学习特别好,但是大学读了两年便退学了。他觉得读书不值,“毕业了毕竟还是在城市里面打工,可能最开始只有两三千欧元,但是如果开批发店可能会挣五六千欧元”。
  
  不过,王立杰读过师范的祖父千叮万嘱,“如果立杰要读书的话,你们决不能拦着他。”无奈之下,父母对王立杰说,“你非要读书可以,但如果你读书读一半的话,你还是趁早结束,来帮我们工作。”
  
  最终,王立杰卯着劲坚持到底,先后在巴黎一大、巴黎五大、巴黎律师学校完成学业,考取了律师执业证书,这在华人中凤毛麟角。
  
  更重要的是,他似乎找到了那个关于身份认同的答案。“我不是一半的中国人,一半的法国人。”
  
  在他看来,“一半一半”似乎是对自我的贬低。“我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,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法国人,如果你问我是不是中国人,我当然会说是;如果你问我是不是法国人,我也会和你说是。”
  
  王瑞曾赴广州工作一年,他的目标是“要做一个百分百的中国人”。刚去时,同事们都把他当作法国人。不过,他坚持在法国同事面前说法语,在中国同事面前坚持只说普通话,慢慢地大家都把他当作自己人。
  
  然而,他们最大的困境是,如何号召其他华人向法国人的思维靠拢,像本地人那样表达诉求,从而让法国人“瞧得起华人”。因此,他们将华裔青年协会的首要目标定位为“动员社会运动”。
  
  在法国,如果你不通过媒体,不通过文化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,可以说你是一个不存在的公民
  
  2011年6月19日,在王立杰的记忆中,注定难以磨灭。在巴黎共和国广场,他站在大卡车上,一只手紧握着话筒,一只手用力地在空中挥舞。对着下面数不清的华人面孔和法国记者,小个头的他声嘶力竭地用法语喊着口号,“和平共处!安全共居!”最初,下面响应的声音微弱而胆怯,但随着他一遍一遍地重复,人群中终于有人挥起双手,有人摇起三色旗,老人和少年都挺起了胸膛,呼应的声音愈来愈响亮。
  
  此前不久,美丽城连续发生了两起针对华人的暴力抢劫事件,华人社群人心惶惶,决定借用法国人惯用的方式——和平游行来同政府对话。
  
  游行的人群中不少是法国“华二代”。王立杰被选为游行的主持人和新闻发言人。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养女英瑶和巴黎市副市长,也来到了游行现场,分别站在王立杰两旁。副市长对着人群高喊,“我想对你们说,你们是拥有平等权利的法国公民,你们理应得到自由、平等和安全!”
  
  “沉默的羔羊”终于不再沉默。在王立杰、王瑞和Sacha看来,拐点已经到来。一年后,因为一篇污蔑华商均洗黑钱、偷税漏税的文章,华裔青年协会决定将法国《观点》杂志告上法庭,最终胜诉,文章被删除,杂志社赔偿5000欧元。这第一次微小的胜利,对他们来说,“教育意义远大于最后的结果”。
  
  华裔青年协会是少有的愿意在法国媒体上说话的华人社团。此前,许多法国记者试图采访华人社团,但他们常常委婉地拒绝,一方面因为语言问题,一方面担心法国媒体“心怀不轨”。如Sacha所言,“不是对偷渡或者肮脏的餐馆感兴趣,谁愿意来采访我们?”他们应对的办法不是一味回绝,而是慢慢挑选,找到几个比较客观的记者,逐渐地在媒体上得到“一点认可”。
  
  现在,他们的共识是:“在法国,如果你不通过媒体,不通过文化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,可以说你是一个不存在的公民。”
  
  又过了两年,王立杰宣布竞选巴黎十九区副区长,协会成员一起给他拉票,走上街头分发传单,挨家挨户敲门。终于,在参加了一系列政治辩论后,他成功当选,成为巴黎市第二位华人副区长。
  
  但是王瑞认为这些还不够,他说:“华人移民,甚至我这一代的人,还不够关心这里的社会发展,不只是经济,不只是自身,还有其他人的融入,包括政府应该怎样去帮助穷人等,这些都是作为公民、在法国扎根的人应该去了解、关心的事情。”

      文章整理来自:一号站平台 www.ulh88.com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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